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 颜宇，。
2019年8月9日，华为“鸿蒙”揭开面纱，成为世界焦点。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一身休闲打扮站在镁光灯下，一如既往地意气风发：
如果安卓不能用，鸿蒙随时可用。
这是华为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新高度，也是中国科技产业的新高度。从芯片到操作系统，从1G到5G，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的中国科创，终于走到了任正非所说的“山顶”前。
蛰伏：暗度陈仓
1984年，瑞典爱立信公司向新中国派遣了第一位淘金者：毕尔克（Per-Olof Björk）。
在与南京邮电部门的接触中，等待12个小时才与公司通上国际长途这件事，让毕尔克坚定地认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其通信市场将是一块无比巨大的蛋糕。
当年12月，没能拿到南京订单的毕尔克赶赴北京，和电信管理局的官员举行会晤。从车水马龙的二里沟谈判大楼走出来后，他面带微笑。此后，爱立信与秦皇岛签订合同，并向秦皇岛输出了一套移动通信设备系统；
这也是新中国第一套投入使用的移动通信设备系统。
当时，秦皇岛被列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但其落后的通信技术制约了改革开放进程。为解决这一问题，秦皇岛在上级领导指示下，向6个国外公司发出了“询价书”与“技术规范书”。但在给出报价的4家公司中，只有爱立信勉强同意，可以向中国输出技术与设备。
▲《瓦森纳协定》的前身——“巴黎统筹委员会”
其他公司拒绝中国是因为一个非官方机构：巴黎统筹委员会。
这个在当时两极格局下咬牙与苏联争斗的秘密组织，禁止发达工业国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先进高科技。这让包括爱立信在内的许多西方企业，都不敢明目张胆向中国售卖设备和新技术，也让秦皇岛这次中外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最终，双方各自让步，四轮谈判后，达成了一个“减少数字端数量与新技术缓期供货”的共识：爱立信只出售落后的“蜂窝450兆的移动通信系统”给中国。
这与中国制定的标准“900兆”相差甚远，秦皇岛也只能无奈接受。
但爱立信在执行合同时，却给了秦皇岛梦寐以求的达标系统。
在媒体日后的报道中，此事仅一笔带过。《世界电信》简单概况：“中方以理说服，爱立信立足长远，450兆的设备换成了900兆。”
1987年5月，历史性时刻来临，秦皇岛除了打渔船和北戴河外再添亮点——中国第一个移动电话通信系统在此开启。
随之而来的，还有100部3公斤沉的手机，售价高达27000元。
27000元在当时抵得上一套秦皇岛的房产，虽然因此购买者寥寥无几，但步入新时代的普通中国人，开始感受到高科技的昂贵。
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秦皇岛承接了水上项目：帆船、帆板比赛。能在一片汪洋中无死角传递各种信息、实时反应海上赛事情况的移动通信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因表现优异，秦皇岛的通信工作被亚运组委会颁发了一等奖。
1G时代的科技开始加速改变中国人的生活，但在整个1G时代，这种改变都是被外国公司推着走的。通信科技，多半也只是外国公司的专有名词。
九十年代后，中国移动通信需求激增，但咽喉被“七国八制”紧扼：美国朗讯、法国阿尔卡特、加拿大北电、德国西门子、瑞典爱立信、比利时BTM、日本的富士通和NEC。
中国本土先后成立的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华为等，当时只能望洋兴叹，或卧薪尝胆，或自暴自弃。
1999年，任正非带领华为员工来到珠海凭吊“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这栋烂尾楼曾代表着中国最好的科技企业。但它彼时已然落幕，史玉柱正研究着用脑白金东山再起。
也是在那一年，华为成功跨过百亿大关，并决定从固网战略转移到GSM移动通讯领域。一位前往华为餐馆的副市长在欢迎宴上问任正非：政府要做些什么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任正非回答：
什么也不要干，政府只要把道路修好、把城市绿化好，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
还是在这段岁月，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冒险家也纷纷上场了，而且，他们不再是挖矿、盖楼，也不再是开店，办厂。他们的名字叫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
互联网，这个被认为下一轮工业革命的时代巨浪里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已经落后百年，甚至消逝在全球经济产业浪潮的中国，正步履蹒跚地重回世界舞台。
失陷：口蜜腹剑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遭恐袭坍塌的照片瞬间传遍全球。其快速传播依赖于移动通信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彼时的中国正开始从1G向2G过渡，而邻国日韩已经开始颁发3G牌照。
落后就有机遇，甚至落后就是机会。
美国华人朱宝麒就是看好机会的人之一。在美国融资创业的计划落空后，他第一时间想到太平洋彼岸的中国。“911”事件发生几周后，当看到首都国际机场仅有的两条跑道和两个候机楼，他便在北京的夜空中暗自庆幸：
没有来晚。
朱宝麒决定在中国大干一场，赢在由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共同推动并必将有所成就的大科技时代。而且，他还掌握了核心：微硬盘。
这种由IBM开发的新数据存储设备，体积小、容量大，能广泛应用在数码相机、MP3、手机等电子设备上，在当时被视为行业的未来。
但朱宝麒运气不佳。互联网泡沫破灭，创业投资氛围整体低迷，他在北京等地寻找投资相继受挫，直到经人介绍，认识了正在北京开会的贵州省大领导，并用“10年内在贵州实现1000亿美元高科技产值”的豪言打动了对方。
1000亿美元等于再造一个广州市，贵州决定赌一把：组建合资公司。朱宝麒负责组建团队在贵阳建厂并以技术入股，政府协调贵州本地企业出资。
贵州很快迎来一个春天，而且看上去很美——
建厂八个月就实现量产，赶在东芝、希捷之前，创造了全球第二家1英寸微硬盘厂商的成就，并且放出豪言：在明年，开枪为希捷送行。
2004年冬天，就在朱宝麒谋划为世界硬盘巨头希捷送行时，松下、日立、索尼等十余家日企密会于大雪突降的北京，专门为中方高层科普了一次“专利立国”。
几周后，日立硬盘便以专利侵权为由，状告贵州微硬盘，用实际行动为中国上了“生动一课”。这也是外企的惯用战术：
先让你去投入，再扼杀你于摇篮中。
这一官司，直接推动中国在2005年首次提出要“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特别审查机制”。而这背后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中国企业看到了：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商业法则下，不掌握核心就会永远被动挨打。
2006年，三星发布了全球首款8GB微硬盘手机。但在美国加州，北部地方法院却宣判了贵州微硬盘项目死刑，中国唯一微硬盘项目解体。
7月2日晚，贵阳城郊的微硬盘厂永远关上了大门，相关人员全部遣散，外籍员工最后一批撤离，夏日的凉风缓缓吹过，大巴驶向城内，一路沉寂。
连核心员工都得靠外籍，这是贵州微硬盘的另一个短板。它的背后，则是中国在科技人才上的梯队失陷。
其实，美国防止中国在高科技突围的案例，早在贵州微硬盘倒下之前就已频频发生，甚至越演越烈：
1999年，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华裔核物理学家李文和，被美方扣上“中国间谍”的帽子。理由是，他帮助中国盗窃了美国最先进的核技术。此事在被澄清是虚无之后，李文和写了本书——《我的国家控告我》。
2001年，三名华人被美国逮捕，原因是他们想在中国设立一家高科技企业，在美媒的舆论中，这个案件还牵扯到了大唐电信。
当时，大唐电信被认为是代表中国突围通信产业的典范，它是中国第一个能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DMA移动通信商用设备的电信设备供应公司，先后打破了外国企业对中国SIM卡的垄断。
2002年，年销售将近200亿美元的思科，制定出一个特别的专案计划并且成立专案组，集中力量办一件大事：以“知识产权”为抓手，全面围剿当时年销售额才200亿人民币的华为。
……
封杀、围剿中，有的人倒下了，如贵州微硬盘；有的人，却向更高的山峰攀登，并且越站越高，比如华为。
在被思科特别看得起的2002年，华为开始介入CDMA网络的研发，并由此起步，坚定不移向网络科技挺进，2G不够好，继续干3G，3G还不够，就干4G……
集中力量，对准城墙口发起了冲峰。
追赶：乘风破浪
2007年，颠覆世界的iPhone问世，这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制造的力量。
iPhone预计上架时间不足两个月时，乔布斯突然将手下核心成员召集进了一间会议室，气冲冲地掏出兜里的iPhone样机与钥匙，声色俱厉道：我不愿意出售会有划痕的产品。
“乔布斯需要的iPhone屏幕，是不会被钥匙划伤的玻璃。”而且，“这件事情必须在六周之内办好”。
会议室中，苹果公司的高管们面面相觑，一位管理人员则赶紧冲出大门，订了一张前往中国深圳的机票。因为他知道，乔布斯的这个要求，只有中国才能实现。
因为在那里，才有随时可以扩员的产业工人，才有一夜之间就可拔地而起的工厂，才有数百家工厂组成的零部件与服务供应链，以及24小时不间断的车间。
“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吗？隔壁就有这样的工厂。需要100万个螺丝钉吗？厂子就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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