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ID：hstl8888），作者 熊剑辉，。
70年走来，中关村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品牌、一种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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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海淀被规划为首都的“文教区”。清华、北大、中科院等科教领域的排头兵，开始在“中官屯”的旷野里落地生根。
1953年，以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科研楼（原子能楼）竣工为标志，中关村开启了“科学城”时代。之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于敏等顶尖精英汇聚于此，成就了“两弹一星”的旷世伟业。
一批科研院所围绕此地、开枝散叶，涌现出一大群新中国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待到70年代末，中关村已聚集了一流高校30多所、科研院所130多家，成为中国真正的“科技心脏”，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
1978年，在美国访问的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的“中关村”。
这一年，他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走下来，看到的是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创立的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
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他禁不住遐想：如果与“硅谷模式”相结合，中关村将爆发出怎样的威力？
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亲自创办一家“硅谷公司”。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后来，这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
但在当时，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结果石沉大海。
而在“访美报告”现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被陈春先圈了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不过她有一个“曲线救国”的计划：
陈春先凭借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可以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
而陈春先“腐蚀科技队伍，侵占公共房屋”的“小报告”，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证据是：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
大家都在观望、迟疑、看笑话，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
他跑美国、倒芯片，造出一批核聚变电源开关，狠赚了3万块；又办起培训班，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成为日后“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
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更看不惯陈春先给员工多发的7-15元津贴。
风言风语多起来。说服务部“损公肥私、吃里扒外”者有之，批评陈春先等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者有之。很快，上级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诽谤、查账、被拘接踵而来。很快，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
好在，陈春先的遭遇被新华社发现，并登在了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上。随即，审查被制止，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
1983年4月，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了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但陈春先冲破阻碍的历史使命，似乎到此戛然而止。
此后，他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非但没能积累起财富，还因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凄凉。
2004年8月10日，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他捐出眼角膜，留下了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这位打破时代坚冰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以过人的勇气和智慧，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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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一位标志人物：王洪德。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
当年，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
1979年，王洪德曾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结果，一年大赚60万，轰动了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知青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年8月，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怒创“京海”。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接到北大一个计算机房改造项目。一群中字头的大牌公司都来竞标，北大却只相信王洪德。
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从此大订单接踵而来。1987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3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陈春先、王洪德的创业壮举，让中科院计划局和海淀区也心痒难耐。很快，它们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10万块，创立公私合办的“科海”。
创立科海的初衷，是希望把中科院的科研成果，放进海淀区的企业推广应用。当年，科海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空气加湿器、财务管理系统等，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但这些新技术，市场转化的成功率并不高。
但京海、科海的试水，让更多人的心思活泛起来。一批科研人员和海淀区四季青乡一拍即合，决定合作。
1984年5月16日，“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乡里出资2万，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担当名誉董事长。“四”取自四季青，“通”有“四通八达”之意；英文“Stone”意为石头，有人解释为：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
四通的第一笔生意，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日本打印机，它们打不了中文，形同垃圾。但四通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编了套打印中文软件，让这批打印机满血复活，结果大赚20万。
沿着这个思路，四通发现，单位买电脑大都用来打印。“电脑+打印机”的组合要5万块，要是能造出便宜的打印一体机呢？
1985年，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机问世，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这一年，公司狂赚3000万，转年营收破亿。
1993年7月，四通电子赴港上市，成为北京民营企业第一股。
鼎盛时代，四通纳的税占据中关村的半壁江山，其他企业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至今以“四通桥”命名，足见其当年荣光。
但1997年，四通遭遇一场金融诈骗，2002年才走出困境。之后，投新浪、搞地产、接盘脑白金，最终在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
一度能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100万，于1984年11月开业。
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曾荣获科学大奖。信通最早将其产业化，从而赚到了第一桶金。
但信通却与最大的风口失之交臂。
当年，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并约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结果，计算所卖出93块、信通只卖出7块，计算所据此要分大头，信通坚持对半分。
这样的短视，让计算所再也不肯与之合作。而倪光南的汉卡技术，最终成就了联想的伟业。
此后，信通业绩一度冠绝“两通两海”。但在90年代初，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信通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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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中关村的“拐点之年”。
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大名鼎鼎的联想。
受到陈春先的创业事迹的鼓舞，柳传志也萌生了创业念头：“憋得太久，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1984年10月17日，“联想”在计算所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中成立。公司的全部家当，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和20万开办费。
这年，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预计5年后全部取消，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而“两通两海”，正在外头赚得风生水起。大家七嘴八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
“机会”很快来了。
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这种紧俏货，一台到手就能净赚上千，这伙没做过生意的知识分子马上冲了过去。柳传志千叮咛、万嘱咐要先验货、后给钱，结果出差的人还是被骗走了14万。
那时，柳传志的月薪是78块。骗子骗走的，是他150年的工资。
被骗的柳传志，完全不知道如何反败为胜。他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带着人在路边摆摊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衫，好把窟窿堵上。
“两通两海”一年赚千万，40岁的自己摆地摊。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柳传志咬着牙干了。就算当时心再大，他也不敢想象20年后自己会把“蓝色巨人”的全球PC业务买下来。
无意间，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柳传志得到消息、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一伙人肩挑手扛蹬三轮，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
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也是中关村龙腾虎跃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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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
企鹅电竞：6ZIZ ；企鹅号：闫亚鹏 ；微信公众号：1.天游玩 2.Nana电影；百家号：6ZI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