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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社会评论，通过作者的成长故事与经历，以“局内人”的角度，带领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视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天杀的蜘蛛。这些家伙真大，像是狼蛛还是别的什么。当时我站在一家破烂的路边汽车旅馆的窗前，里面是个女人（她肯定不是学酒店管理的），我们俩之间隔了一扇厚厚的玻璃窗。她办公室的灯光照亮了挂在临时遮阳布和墙之间的几张蛛网，看上去马上要砸到我头上了。每张网上至少有一只巨型蜘蛛，我想如果不盯着它点，这可怕的东西就会跳上我的脸，吮吸我的血。我不怕蜘蛛，只是这些家伙实在大得吓人。
我不该来这里的。过去我一直避免接触这样的地方。我想离开我的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那就是要从这样的地方逃离。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路灯照映下，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半坐在卡车座位上的剪影，车门开着，两腿晃悠着，一根皮下注射针正扎进胳膊，画面十分清晰。我应该大吃一惊的，但毕竟这里是米德尔敦。几周前，警察发现一个女人昏倒在当地的洗车行，车上座位上有一袋海洛因和一把勺子，她胳膊上仍扎着针头。
这家旅馆的女主人是当晚最可怜的人。她可能才40岁，但她全身——花白油腻的长发，牙齿都掉光了的嘴，磨盘一样粗糙的紧皱的眉头——都叫嚣着她的衰老。这个女人过着苦日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小孩甚至是婴儿的，弱不可闻又非常悲伤。
我给她一张信用卡，她显然不知道怎么办了。“客人通常付现金。”她说。我告诉她：“我知道，但我在电话里说过了，我要用信用卡支付。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去ATM机上取钱。”“哦，抱歉我忘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这儿有那个机子。”于是她找出了一台古老的刷卡机，就是那种把卡的信息印在黄色小纸条上的。我把卡递给她时，发现她的眼神有种恳求的意味，好像她活在自己的牢笼中一样。“住得愉快。”她说。这很奇怪，因为我一小时前在电话里告诉她，不是我自己要住，而是我那无家可归的母亲要住。“好，”我说，“谢谢。”
我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前当过著名的《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也是律师协会成员。仅仅两个月前，乌莎和我在东肯塔基结婚了。那一天风和日丽，我全家都出席了，我们俩都把姓改成了万斯，这意味着我终于换上了我的家姓。我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热爱的城市辛辛那提。乌莎和我在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回到那座俄亥俄州的城市，在那做了一年助理，我们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养了两只狗。我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
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但上坡路永远不会平坦，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走进那家旅店，但我知道我真正在乎什么。母亲又开始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我猜是处方鸦片类药物），而他则把她逐出家门。他俩在闹离婚，她也无处可去。
我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管母亲了，但我这个发誓的人自己却变了。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虽然很艰难。我第一次认识到，母亲童年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我也意识到那些创伤永远没有真正愈合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得知母亲活得很糟时，我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她。
我试着给米德尔敦一家旅馆打电话，报了我的信用卡信息。那里住一周要花150美元，我觉得一周时间够我们想出办法了。但是店家说必须得亲自过来用信用卡支付，于是我就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一点开车从辛辛那提来到了米德尔敦（单程约一小时），好让母亲有地方住。
我的计划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会给母亲足够的钱让她能够独立生活，她会找个地方住下，存一笔钱领回她的护士执照，然后重新开始。同时，我会管着她的开销，确保她走上正轨，用钱办正事。这让我想起了阿嬷和阿公以前经常制定的“计划”，但是我确信这次会有所不同。
我想告诉自己帮助母亲不是一件难事，告诉自己我已经学会正视过去，能够解决自小学以来就困扰我的问题了，告诉自己既然我对母亲的童年充满同情和理解，我就能耐心地帮助母亲戒除毒瘾。但是，首先那间肮脏破烂的汽车旅馆就让我头疼，其次帮她理财的计划也需要倾注更多的耐心和时间。
上帝保佑，我再也不躲避母亲了。但是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我对母亲自作自受落得如此下场感到气愤的时候，也会对她默默承受悲惨童年而深表同情。当我物质上比较宽裕，情感上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会帮助她，满足她的需要。但我也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把钱给了母亲或花时间陪了母亲，我自己可能就没钱付自己的账单了，对那些我最重要的人也不那么有耐心了，因此我更愿意与母亲分道扬镳。我就在这样的妥协下进退两难，现在仍是如此。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一个在白宫工作过的好朋友十分关心工人阶 级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诉我：“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也许你可以从点滴做起，帮助边缘人群。”
我受过很多滴水之恩。回顾过去，跃入眼帘的是诸多变量如何恰到好处地一环扣一环，为我创造机遇。其中有外祖父母一直以来的关爱，即使在母亲和继父为了离开他们而搬得远远的时候。虽然“父亲们”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我周围一直不缺善良、富有爱心的人。母亲虽然有错，但她教我终生保持对教育和学习的热爱。我姐姐一直在保护我，即使后来我长得比她高。丹叔和莉姨在我怯于启齿的时候欢迎我进他们家。很久以前，他们对我来说是幸福快乐婚姻的第一个鲜活的典范，他们是我的老师，我的远亲，我的朋友。
如果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很可能就完了。跟那些克服了人生逆境的人一样，我也对帮助过我的人不胜感激。简·雷克斯（Jane Rex）在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转校生办公室工作。跟我一样，她成长在工人阶 级家庭，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也结婚近40年了，养出了3个好孩子。要是问她是什么影响了她的人生，她会说是稳定的家庭给她力量，教她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她会告诉你，见足够的世面可以让人胸怀大志，“我认为你周围必须有好榜样。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父亲是银行行长，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我认识到另一种生活，这让我形成了远大的理想。”
我一直非常喜欢盖尔表姐，她是布兰顿家的外孙辈。盖尔的生活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一座美丽的寓所，3个很棒的孩子，一段幸福的婚姻，一身高尚谦恭的风度。除了布兰顿阿嬷在我们小辈眼里是宛如神一样的存在之外，我还没听说有谁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人”。而盖尔名副其实。
盖尔现在过着童话般美好的生活，我曾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家庭非常美好。怎么会有人那么好呢，我想，尤其是那些遭受过真正的逆境的人。但盖尔是布兰顿家的，骨子里是个乡下人，我早该明白没有一个乡下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会遭遇几次重大挫折。她的家庭生活的确给她带来一些负担。她11岁的时候父亲离家出走，17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准备上迈阿密大学，但是遇到了难题：“母亲说我不能上大学，除非我和男朋友分手。于是在高中毕业那天我搬了出去，到了8月，我就怀孕了。”
她的生活几乎立刻天翻地覆。她宣布她的黑人小孩要加入这个家族的时候，家人种族歧视的情绪爆发了。他们争吵不断，有一天盖尔发现自己没有家了。“我和亲人失去了联系，”盖尔告诉我，“母亲说她再也不想听到我的名字。”
她当时那么小，又没有家人的支持，所以不出意外她的婚姻很快终结了。但盖尔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不只是失去了家人，还担负了照顾小女儿的重任。“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的身份变成了母亲。我可能会变成嬉皮士，但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吸毒，不酗酒，不会让福利机构因为我的堕落而把孩子带走。”
所以当时盖尔是这样的：未成年单亲母亲，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崩溃，但坚忍的乡下人会挺过去。“父亲不在身边，”盖尔回忆道，“很多年都不在，我也不跟母亲说话。但我记得他们教给我的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我想要我的孩子，我想要重新开始。最后我真的做到了。”她在当地一家电话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路向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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