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响”（ID：deep-echo），作者：啸天，编辑：语珊，。
1月中旬，任正非被公关团队“逼”着接受了数次采访。在此之前，华为成立31年以来，任正非接受过的媒体采访屈指可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去年12月开始，一连串风波推动着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使他不得不站到台前。
“外界认为华为到了有公司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您这么看吗？”采访现场，央视记者如是问。
“不是，”任正非的回应迅速而又坚决。他咧嘴一笑：“我们今年至少增长20%，每个部门都跃跃欲试，我叫他们把计划报低一点，否则上头奖金就压你们了。”
整个对话的过程一直都洋溢着这样轻松、坦然的气息，这也是在这次风波中，华为整体表现的一个缩影。
在中美 贸易战几经波折、华为深陷争端之际，任正非却始终表现得十分乐观。在提到孟晚舟所面临的境遇时，他甚至笑称，“她准备读个’狱中博士’出来”。
对于目前的贸易摩擦和未来的技术发展，任正非也是乐观的。在科研方面，他说华为会选择去拥抱“人类的胜利会师”，而不是拼刺刀。
本质上，这种乐观是对人类秩序的信任，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期望，也是他带领华为经历多年波折后，成长为一家国际化企业背后的信念。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这是华为的宣传语，也是任正非几十年的真实写照。
起于苦难
任正非1944年生于贵州农村，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来到这里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去就是几十年。
他的童年记忆大多与贫穷和饥饿有关：家里7个儿女加上父母9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资生活，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若非如此，就有可能会饿死一两个弟妹。
高考前三个月，因为担心他饿得学不下去，任正非母亲每天早上塞给他一个玉米饼——那是全家每餐节省克扣出来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还是考上了大学。离家时，他穿走了父亲唯一的皮鞋，成了后来他不时回忆起的内疚。
但对任正非而言，生命的苦难并没有因为考上大学的幸运而终止于此。
在考上大学、进入军队，转业成功的顺利之后，任正非先是在工作上被骗了200万，因而丢了铁饭碗，被南油辞退；而后他投身于时代做企业，研发的产品亏损一千多万，公司又差点倒闭。
苦难锻就了任正非的前半生，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说道：“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1987年，43岁的中年人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拉着几个走投无路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两万块钱，在深圳河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创办了一家名为“华为”的企业。
这一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节奏里渐入佳境。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国民收入9153亿元，全国经济都在飞速发展的势头中。
彼时被一位老人圈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也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0月下旬，刚刚将任正非扫地出门的南油与香港永新企业公司签约，投资970万美元，在深圳兴建并经营深圳永新麻棉针织线有限公司。
12月上旬，深圳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暨国际金融与投资展览会如期举行，3000多名深圳和内地企业代表以及1000多名客商参加，共签订合同68项，协议投资总额达2.1386亿元人民币，还签订意向书82项。
同一个月，在17位市长和中外媒体的聚焦下，深圳市政府举办了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冒着违宪的风险，拍出三块地卖得2336.88万元，拉开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序幕。
展览展出的“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历史照片
这时的柳传志，正在带领联想给代理的AST电脑装入汉字系统，一度在市场上脱销，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
与华为同样起家于深圳的王石，则即将带领万科，发行股票募资2800万元，正式涉足房地产。
而在这个时刻，如果有谁说那个在破旧厂房里诞生的微型企业日后将问鼎世界，年收入7000亿，得到的回应肯定是异口同声的“清醒一点！”
现实里，任正非正焦虑地谋求“活下去”的出路，他先后研究过减肥药，倒腾墓碑，但都无疾而终。这一年的尾声，歌手王杰发表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唱着那个时代幻灭的故事。
逐梦电信圈
80年代的中国，电信行业基础尤为薄弱，技术水平严重落后，几乎完全依靠国外的资本力量。尽管1888年，中国就成功铺设了自己的首条海底电缆，但100年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实质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主管部门邮电部在后来的多次合并、裁撤、再合并中几经波折原地踏步。直到改开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通信的需求越发迫切，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电信事业才开始奋起直追。
使用老式交换设备的话务员
在这种背景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着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开始了电信巨头天马行空的故事。
改开以后，为了迅速弥补电信行业的短板，中国大量引进国外的电话交换机设备。一时间，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几乎全是外国公司的天下，最终形成了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瓜分中国市场。
没有资金也没有背景的华为当然没有资格代理这些大品牌，只能勉强在农村市场售卖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以谋求夹缝生存的机会。当时，至少有400家企业做着和华为相同的业务，他们在巨头的阴影下求活，并互相争夺残羹冷炙。
此后几年，一边代理设备拓展市场资源，一边招兵买马尝试技术创新，华为挺过了创业的危险期，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产品货源紧张，以及代理的产品出问题很难及时维修，华为在客户服务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成为悬挂在任正非头顶的警钟，日日长鸣。
这也是任正非第一次意识到，华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
为了拥有自己的技术，任正非跟清华大学的教授签订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这位教授派了一个25岁的博士生为华为做开发——这个学生就是先后主持华为几代程控交换机设计与开发、日后成长为华为元老级别资深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
经过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接下来的几年，华为陆续研发出了BH03、HJD48、HJD-04，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拓展系列化产品。这些产品帮助华为在1992年达到了一个亿的收入，同时让华为逐渐抹平了和进口产品的技术差距。
任正非信心大振，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局用机市场。
1991年，刚刚毕业的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徐文伟来到深圳，入职赫赫有名的港资企业亿立达，主要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的开发。因缘际会他碰到了隔壁初创公司的中年老板。对方了解了他的知识背景毕业院校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招揽意愿，又给他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广阔蓝图，徐文伟有些意动，后来了解到有很多校友都在这个公司，于是他就真的跳槽了。
徐文伟就这么来到了华为，开始印刷电路板和芯片设计。
局用交换机上用量最大的是用户板，一块板接8或16对用户线，控制接口和音频编解码对芯片用量也因此“水涨船高”。如果交换机都使用市面上的芯片，产品成本就会节节攀升，唯有研发自己的芯片，才是最好的出路。
徐文伟和同事着手行动，利用先在可编程器件上设计，等到成熟之后再做成品的思路，竟然一次就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步骤制造芯片）成功。
1993年下旬，徐文伟带头开发的局用交换机JK1000成功获得入网证，紧接着启动的C&C08 20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也在浙江义乌成功开局。至此，华为的成功故事才刚刚奠定基础。
路线之争
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
1995年6月，由于技工贸、贸工技之争，曾经因为汉卡走到一起的倪光南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在联想集团干部大会上，“首席技术官”倪光南黯然退场，联想彻底走上“贸工技”的道路。
倪光南
而华为的选择恰恰相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相比于建国初期提高了20倍，达到了1.1%。到世纪之交的千禧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50%。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西方巨头蜂拥而至，资金、技术、人才紧跟其后。阴差阳错踏入电信行业的华为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将近10年，在踏入这个强敌环伺的市场前，任正非尚不能明白即将到来的挑战有多艰巨，但巨头的包围圈很快就逼近了。
1998年开始，中国通信市场竞争白热化。中国移动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2G（GSM路线），全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收入囊中。西方企业利用大幅降价对华为进行围剿，冲击它的每一款新产品。虽然华为已经研发出GSM，但产品还不够成熟，根本无法打动市场。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决策失误，过早放弃CDMA（联通2G），一直押注GSM（移动2G），华为无法突破巨头的封锁，被迫出征海外，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这一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89亿元，员工超过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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