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前半生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响”(ID:deep-echo),作者:啸天,编辑:语珊,。
1月中旬,任正非被公关团队“逼”着接受了数次采访。在此之前,华为成立31年以来,任正非接受过的媒体采访屈指可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从去年12月开始,一连串风波推动着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使他不得不站到台前。
“外界认为华为到了有公司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您这么看吗?”采访现场,央视记者如是问。
“不是,”任正非的回应迅速而又坚决。他咧嘴一笑:“我们今年至少增长20%,每个部门都跃跃欲试,我叫他们把计划报低一点,否则上头奖金就压你们了。”
整个对话的过程一直都洋溢着这样轻松、坦然的气息,这也是在这次风波中,华为整体表现的一个缩影。
在中美 贸易战几经波折、华为深陷争端之际,任正非却始终表现得十分乐观。在提到孟晚舟所面临的境遇时,他甚至笑称,“她准备读个’狱中博士’出来”。
对于目前的贸易摩擦和未来的技术发展,任正非也是乐观的。在科研方面,他说华为会选择去拥抱“人类的胜利会师”,而不是拼刺刀。
本质上,这种乐观是对人类秩序的信任,是对人类共同体的期望,也是他带领华为经历多年波折后,成长为一家国际化企业背后的信念。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这是华为的宣传语,也是任正非几十年的真实写照。
起于苦难
任正非1944年生于贵州农村,父亲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来到这里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去就是几十年。
他的童年记忆大多与贫穷和饥饿有关:家里7个儿女加上父母9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资生活,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若非如此,就有可能会饿死一两个弟妹。
高考前三个月,因为担心他饿得学不下去,任正非母亲每天早上塞给他一个玉米饼——那是全家每餐节省克扣出来的口粮。在这样的情况下,任正非还是考上了大学。离家时,他穿走了父亲唯一的皮鞋,成了后来他不时回忆起的内疚。
但对任正非而言,生命的苦难并没有因为考上大学的幸运而终止于此。
在考上大学、进入军队,转业成功的顺利之后,任正非先是在工作上被骗了200万,因而丢了铁饭碗,被南油辞退;而后他投身于时代做企业,研发的产品亏损一千多万,公司又差点倒闭。
苦难锻就了任正非的前半生,他在《我的父亲母亲》中说道:“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1987年,43岁的中年人任正非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他拉着几个走投无路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两万块钱,在深圳河畔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创办了一家名为“华为”的企业。
这一年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节奏里渐入佳境。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国民收入9153亿元,全国经济都在飞速发展的势头中。
彼时被一位老人圈为经济特区的深圳,也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0月下旬,刚刚将任正非扫地出门的南油与香港永新企业公司签约,投资970万美元,在深圳兴建并经营深圳永新麻棉针织线有限公司。
12月上旬,深圳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暨国际金融与投资展览会如期举行,3000多名深圳和内地企业代表以及1000多名客商参加,共签订合同68项,协议投资总额达2.1386亿元人民币,还签订意向书82项。
同一个月,在17位市长和中外媒体的聚焦下,深圳市政府举办了中国第一宗土地公开拍卖,冒着违宪的风险,拍出三块地卖得2336.88万元,拉开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序幕。

展览展出的“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历史照片
这时的柳传志,正在带领联想给代理的AST电脑装入汉字系统,一度在市场上脱销,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
与华为同样起家于深圳的王石,则即将带领万科,发行股票募资2800万元,正式涉足房地产。
而在这个时刻,如果有谁说那个在破旧厂房里诞生的微型企业日后将问鼎世界,年收入7000亿,得到的回应肯定是异口同声的“清醒一点!”
现实里,任正非正焦虑地谋求“活下去”的出路,他先后研究过减肥药,倒腾墓碑,但都无疾而终。这一年的尾声,歌手王杰发表了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唱着那个时代幻灭的故事。
逐梦电信圈
80年代的中国,电信行业基础尤为薄弱,技术水平严重落后,几乎完全依靠国外的资本力量。尽管1888年,中国就成功铺设了自己的首条海底电缆,但100年的时间里情况并没有实质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电信事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主管部门邮电部在后来的多次合并、裁撤、再合并中几经波折原地踏步。直到改开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通信的需求越发迫切,市场经济影响下的中国电信事业才开始奋起直追。

使用老式交换设备的话务员
在这种背景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着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开始了电信巨头天马行空的故事。
改开以后,为了迅速弥补电信行业的短板,中国大量引进国外的电话交换机设备。一时间,国内通信设备市场几乎全是外国公司的天下,最终形成了通信史上有名的“七国八制”,即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八家产品瓜分中国市场。
没有资金也没有背景的华为当然没有资格代理这些大品牌,只能勉强在农村市场售卖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以谋求夹缝生存的机会。当时,至少有400家企业做着和华为相同的业务,他们在巨头的阴影下求活,并互相争夺残羹冷炙。
此后几年,一边代理设备拓展市场资源,一边招兵买马尝试技术创新,华为挺过了创业的危险期,但是新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产品货源紧张,以及代理的产品出问题很难及时维修,华为在客户服务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成为悬挂在任正非头顶的警钟,日日长鸣。
这也是任正非第一次意识到,华为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
为了拥有自己的技术,任正非跟清华大学的教授签订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这位教授派了一个25岁的博士生为华为做开发——这个学生就是先后主持华为几代程控交换机设计与开发、日后成长为华为元老级别资深常务副总裁的郑宝用。
经过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接下来的几年,华为陆续研发出了BH03、HJD48、HJD-04,并在此基础上相继拓展系列化产品。这些产品帮助华为在1992年达到了一个亿的收入,同时让华为逐渐抹平了和进口产品的技术差距。
任正非信心大振,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局用机市场。
1991年,刚刚毕业的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徐文伟来到深圳,入职赫赫有名的港资企业亿立达,主要从事高速激光打印机的开发。因缘际会他碰到了隔壁初创公司的中年老板。对方了解了他的知识背景毕业院校后表现出了明显的招揽意愿,又给他描绘了公司未来的广阔蓝图,徐文伟有些意动,后来了解到有很多校友都在这个公司,于是他就真的跳槽了。
徐文伟就这么来到了华为,开始印刷电路板和芯片设计。
局用交换机上用量最大的是用户板,一块板接8或16对用户线,控制接口和音频编解码对芯片用量也因此“水涨船高”。如果交换机都使用市面上的芯片,产品成本就会节节攀升,唯有研发自己的芯片,才是最好的出路。
徐文伟和同事着手行动,利用先在可编程器件上设计,等到成熟之后再做成品的思路,竟然一次就流片(像流水线一样通过一系列工艺步骤制造芯片)成功。
1993年下旬,徐文伟带头开发的局用交换机JK1000成功获得入网证,紧接着启动的C&C08 2000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也在浙江义乌成功开局。至此,华为的成功故事才刚刚奠定基础。
路线之争
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
1995年6月,由于技工贸、贸工技之争,曾经因为汉卡走到一起的倪光南与柳传志分道扬镳。在联想集团干部大会上,“首席技术官”倪光南黯然退场,联想彻底走上“贸工技”的道路。

倪光南
而华为的选择恰恰相反。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相比于建国初期提高了20倍,达到了1.1%。到世纪之交的千禧年,这个数字将提高到50%。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西方巨头蜂拥而至,资金、技术、人才紧跟其后。阴差阳错踏入电信行业的华为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将近10年,在踏入这个强敌环伺的市场前,任正非尚不能明白即将到来的挑战有多艰巨,但巨头的包围圈很快就逼近了。
1998年开始,中国通信市场竞争白热化。中国移动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建设2G(GSM路线),全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公司收入囊中。西方企业利用大幅降价对华为进行围剿,冲击它的每一款新产品。虽然华为已经研发出GSM,但产品还不够成熟,根本无法打动市场。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决策失误,过早放弃CDMA(联通2G),一直押注GSM(移动2G),华为无法突破巨头的封锁,被迫出征海外,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这一年,华为销售收入达到89亿元,员工超过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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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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