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youhaoxifilm），。
文 | 符琼尹、张颖
编辑 | 吴燕雨
2004年的某天晚上，北京一家叫做“无名高地”的Livehouse演出公告牌挂出了三支乐队的名字，其中最具名气的是一个叫做Joyside的朋克乐队。那晚的演出只是当时北京大大小小摇滚现场中普通的一个，门票只要30元（如果有学生证还可以减10块），到场的观众也不算多，Joyside的主唱边远在台上用他一贯独特的风格完成了演出后留下一句：“下面一个乐队，Mayday。”
当晚无名高地门口的宣传
于是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在大陆的首次演出开始，名字排在三支乐队的最末、台下很多观众被他们的现场感染却并不熟悉他们的名字，属于五月天的光芒并不多。彼时的国内摇滚乐经历了上世纪由崔健、窦唯和张楚等人带来“黄金时代”的启蒙后，以扩散的势态在“地下”疯狂生长，Joyside之外的痛仰、反光镜和扭曲的机器等乐队用不同风格的音乐活跃着当年的摇滚乐市场。
而十五年后的如今，五月天成了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在国内大红大紫的知名乐队，将“无名高地到鸟巢的十年”写进了歌里，其第三部演唱会电影《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也在上周五全国上映；当时与之同场演出的Joyside也在解散十年后重组，14日其回归首演北京站的预售票在开票一分钟内售罄，老乐迷们猛然发现原来国内的摇滚乐又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十年。
Joyside宣布重组
在这个新的十年伊始，一些奇妙的新变化正在摇滚乐的身上悄然发生。
《乐队的夏天》等音乐类综艺节目在近期开播，曾经只在Livehouse和音乐节现场演出的摇滚乐队们一下子出现在斥巨资打造的演播室灯光之下，等待他们的不再是台下几撮忠实的乐迷，而是审美水平千差万别、音乐偏好各有不同的大众群体。但在大众审视的目光之下，被推到台前、没有多少综艺节目经验的摇滚乐手们仍保留着自己的方式、完成着自己的创作和表演。
对摇滚乐关注的目光不仅来自于综艺节目，平台也跃跃欲试。2019年初，网易云音乐独立音乐人扶持计划“石头计划”第三季原创作品征集正式启动，罕见的是，这一赛季的主题被定义为“摇滚”。“摇滚的复苏是一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当一个新的趋势成为大众流行，那么这个趋势就会被另一种明显不同的新趋势代替，过去一个流行需要10年，现在可能2年，甚至半年。”在“石头计划”负责人看来，也许现在已经到摇滚乐重新流行起来的起风之时。
当摇滚的热风吹起，一系列围绕着摇滚乐的新动作频出，不断地尝试着将观众的目光引向这个已经在国内生长了近四十年的“小众文化”——大幕拉开后，从地下被推至台前的摇滚乐，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接受大众的考验、重现或者拿回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黄金年代：雪地上撒点儿野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国内的摇滚乐称得上是一片白茫茫雪地，人们对“摇滚”的概念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79年，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成立后，陆续出现了诸多与之相似的、以翻唱国外摇滚作品或模仿西方流行乐弹奏为主的乐队。这一时期摇滚乐的主要受众以外国留学生和驻使馆人员为主，且多在西餐厅、使馆区及部分高校流传，“摇滚”是一个与绝大多数普通人距离较远的词汇。
第一支摇滚乐队“万李马王”
1986年，崔健在工人体育馆“世界和平年”演唱会上吼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为电视机前的诸多年轻人点燃了摇滚的火苗，成为他们踏上摇滚征途的“导火索”；三年后，崔健发行了中国内地第一张原创摇滚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仅四川、武汉两地销量就突破40万，此时“摇滚”在中国才被正式定义。
而在此之前，唐朝、面孔、黑豹等后来著名的乐队均已成立，摇滚热潮正在积蓄力量。究其原因，有诸多文化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的冲击之下，青年群体旧的思想和理念倒塌、新的文化秩序却尚未建立，而“摇滚乐”则恰逢其时地表达了庞大年轻人群体迷茫、悲伤、愤怒、狂欢的复杂情绪。如崔健在采访中所言，“那个时代正好被我们赶上了……我写《一无所有》完全是出于无意。”
在成为年轻人群体时髦的表达后，摇滚乐的火热甚至直接带动了内地唱片行业体系的建立：1991年，Beyond经纪人陈健添签下黑豹乐队，为其发行了专辑《黑豹》，仅在大陆就创造了150万的磁带发行纪录；1992年，陈健添在内地创立了公司红星生产社，同年，台湾滚石副总经理张培仁成立魔岩唱片，被业内人士评价为：“魔岩让行业知道了唱片企划的重要性，而很多出版社、音乐人转型做唱片公司，都是受红星模式的影响。”
黑豹乐队专辑《黑豹》
专业唱片公司的出现助力着越来越多在摇滚这片“雪地”上“撒野”的年轻人：魔岩唱片将窦唯、何勇、张楚打造为“魔岩三杰”，1992年为唐朝乐队定制的首张专辑《梦回唐朝》销量已突破百万；红星生产社于1992年签下郑钧，并在1994年推出郑钧的首张专辑《赤裸裸》，专辑正版销量超过100万张，横扫了五十家电台排行榜榜首——内地唱片行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发展的小巅峰。
大陆摇滚乐积蓄已久的力量终于在1994年的香港红磡迎来高光时刻。在那场被后来的摇滚乐手反复提及、视为盛宴的“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上，香港 “四大天王”、王菲在台下观看，演员黄秋生更是撕掉衣服、围着场地跑了起来，内地摇滚乐带来的躁动与魅力让红磡沸腾。
当时港媒对观众的形容“歌迷站立拍掌、叫喊、跳舞”
内地摇滚的强大爆发力在那一年的红磡被见证，但仍无法改变大陆薄弱的唱片基础。1995年，张培仁被调回台湾，魔岩唱片也渐渐走向末路；同时，唱片行业版权问题、法律问题的隐忧也开始爆发，何勇曾把音乐母带卖给两个东家，事后持斧头向前东家索要母带，唐朝乐队则因版权被低价买断，而在名声大噪时仍生活窘迫。
在版权问题混乱，乐手生存状况堪忧的当时，一系列非正式渠道进入国内的作品却在地下风靡，培养着新一代年轻人的音乐审美和品位，“一个地下经济/文化的体系开始架构了”，一批消费了更多元的艺术、被更多风格的音乐滋养了创作的乐队也随之出现——其中，朋克乐队反光镜、新裤子、中国第一支电子乐队超级市场等乐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北京新声》一书中对“打口青年”的描述
1997年，南昌地下乐团盘古的样带专辑《怎么办》问世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成为摇滚乐地下传播的先行者；舌头乐队也于这一年在乌鲁木齐成立，后来成为“中国地下摇滚四大天王”之一；而彼时已经成立了4年的迷笛音乐学校，也逐渐走出了一批如痛仰、夜叉、幸福大街等对日后的摇滚乐坛影响深远的乐队。
伴随着乐队的大量涌现，本土独立音乐厂牌也开始纷纷成立，其中清醒乐队主唱沈黎晖成立的摩登天空，聚集了反光镜、瘦人等朋克乐队的嚎叫唱片，以及捧出花儿乐队的新蜂音乐，都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独立音乐厂牌，而音乐人、乐评人、厂牌的纷纷加入，也共同缔造了一股被业界称为“北京新声”的摇滚新浪潮——接过第一代摇滚音乐人火炬的第二代摇滚音乐人就这样出现了。如新裤子乐队在欢乐的朋克中热切喊道的那样，“这是我们的时代……没有烦恼，一切都是爱。”
地下疯狂：不要停止我的音乐
当新力量开始蓬勃生长，缔造了摇滚乐“黄金年代”的第一代摇滚音乐人们却慢慢走向“失语”。
何勇再无新作发表；张楚1997年发行的专辑《造飞机的工厂》被认定为“销售失败”；窦唯则在1998年发行与摇滚乐关联不大的的《山河水》，销量则仅有7万张——与之相对的，是流行摇滚的横空出世，零点乐队1996年首张专辑《别误会》正式发行，并在各地电台的热门歌曲排行榜连登榜首、成为当时年度最流行单曲之一。至此，摇滚开始陷入一个“分裂”的境地：多元化的融合、流行乐的靠近，带来的是其在大众面前界限的模糊，而“非主流”的表现形式又让摇滚乐的受众逐渐与大众分离。
因此，在当时更加丰富多元的音乐环境中，摇滚乐开始从社会现象级的狂热，逐渐变成一个非主流小众群体的狂欢。成立于1999年的痛仰乐队就曾在纪录片《少年心气》中表示，他们开始于摇滚乐发展的最低谷。“没有现在诸多的演出形式，多数的演出还是属于一些自娱自乐的状况。当时单纯依靠演出是无法生活的，多数的收入还是靠家人、朋友，还会有一些教课的收入。”痛仰对毒眸说道。
《少年心气》中的痛仰乐队
“最低谷”为何而来？
首先，唱片行业的版税收入仍然是糊涂账：高晓松1995年成立的工作室只活了五年就被卖给华纳，在他看来盗版的猖獗直接导致他的公司无法生存。其次，处在更丰富的音乐环境下，观众和主流媒体都变得更加挑剔。在2003年一篇报道中，乐评人彭洪武曾表示，就算是崔健的演出也面临一种残酷的现状，即观众只想听像《一无所有》这样的老歌；摩登天空CEO沈黎晖则在报道中指出，主流媒体不愿意关注摇滚乐，而关注摇滚乐的那些媒体和乐评人的眼光只局限于
